“殿下，請您繼續說下去。”李達緩緩說道，臉色已經越發地凝重。
“雅各賓派的每一項政策，都建立在道德的制高點，用雄辯的語言和暴力的威脅來贏得支持，並通過各種手段煽動民衆的狂熱，來獲得民衆的支持。聖鞠斯特提出，在革命中，需要獨裁者來拯救國家，但同時需要監護者來拯救道德。他提出所有的方面都要選舉出監護者，每年由衆人評議，這些人重點監護官員，軍官和議員的道德行爲，一旦發現腐敗，立即撤換。他們認爲，權力需要制約，但制約的力量是道德，而不是權力。”
“針對已有的成年人，雅各賓派，尤其是羅伯斯庇爾推行了龐大的計劃，他創造了共和曆法，推行全國地名大修改，推行語言改良，甚至人的名字的大改進，文學和輿論徹底地平民化，粗俗化，並且創造了一系列的重大節日，反覆激發民衆的理想精神，十天一大慶、五天一小慶。節慶的主題設計由羅伯斯庇爾親自過問，節慶活動通常都設計成民衆大遊行，人人都必須參加，並必須按照行業、性別、年齡排成行列，井然有序地通過廣場，用這種人工營造的宏大場面來迷醉民衆，讓他們沉迷於革命的宏大和輝煌，從而讓他們喜愛上革命本身，而不是革命真正的目的。”
“是教育羣衆保持革命的熱情，而不是麻醉。”瓦西裏耶夫插嘴說，“革命最要緊的是堅持。因爲革命是考驗人性的，是要讓人在革命中不斷成長，成熟，克服掉內心中的缺陷，成爲意志堅定，從自發到自覺的真正的革命者。”
鄭宇掃了他一眼，嘴角露出一絲輕蔑。
“羅伯斯庇爾廢除了基督教，建立了‘最高主宰教’，把虛幻的最高道德變成宗教偶像，並且主持了最的開教大典，廣場上堆起巨大的假山，假山下50萬人盛裝遊行，五彩繽紛的儀仗，狂歡忘情的呼喊，使任何一個參加者終身難忘。”
整個房間裏死一般地沉寂，只有鄭宇的聲音在迴盪。
“人的日常生活完全異化，1793年，法國人的一切生活都成爲‘革命的’，人名從皮埃爾變成了馬拉，或自由，或平等，在一切的傢俱用物上，都寫滿了口號，‘爲國家而死，無上光榮’，‘我們情同手足，祖國永存’，‘只有心靈的高尚，沒有高貴的階級’。每家的牆上，無論多麼家徒四壁，一定掛有大幅的革命宣傳畫，神龕裏有革命先烈的石膏像。所有人都頭戴小紅帽，身穿木鞋，忙於參加各種革命活動，連撲克牌的頭像都換成了革命人物。去參觀斷頭臺殺人，被稱爲‘紅色彌撒’。”
“革命的威力，只有通過這樣直觀的形式表達出來，才能更好地被羣衆所感受和認識。”瓦西裏耶夫插話道，“這正是革命的偉大之處，可以讓國民發自內心地熱愛和崇拜。”
“發自內心？”鄭宇冷笑一聲，“民衆的自由一項項被剝奪，到最後人們甚至已經沒有了說話甚至思考的自由，在雅各賓暴政之下，語言的暴力成爲最恐怖的武器。雅各賓派與他們的所有敵人都援引盧梭的權威作爲理由，盧梭神話已經成爲受教育階層共同思想背景中的一個組成部分。道德邏輯的獨斷性，之所以能夠取代政治邏輯的兼容性，首先在於它獲得了語言暴力。雨果長嘆：‘從人嘴這個火山口發射出來的一切熔巖，最爲兇猛地吞食掉人類的一切幸福。’在權威的語言引用中，人們喪失了自己思維的主動性，而淪爲了權威語言的奴隸，政治異議者在走上斷頭臺以前，早已經被語言暴力殺死了。在雅各賓派統治期間，民衆一次又一次衝進國民會議大廈，大量焚燬書籍，一位前主教實在心疼這些文化精品毀於一炬，詢問議會愛國者有什麼權力燒燬這些從鄰居家裏抄檢來的東西？而雅各賓黨人平靜地回答：‘燒就燒了，我們還有被偉大的共和主義者所寫的書籍，比如盧梭。’”,
“就這樣，通過種種措施，原本自由的人，成爲了暴政之下被飼養和調教的家畜。當時巴黎的報紙得意洋洋地說道：“人，僅僅是政府塑造的模樣。在一個民主政體下，在一種如此純潔的空氣裏，在一個如此美好的政府下，母親毫無生產痛苦就生下了她的孩子。’”鄭宇繼續說道，“在這種高度道德化，語言程式化的背景下，政治規則已經完全演變成了摩尼教一般的黑與白：光明與黑暗不能並存，正義與邪惡不能兼容。政治鬥爭在教贖熱情中轉化爲殘酷的宗教鬥爭，道德理想流露出嗜血的瘋狂。馬拉就是其中最極端的代表之一，他在雅各賓俱樂部，安排人每天上臺高喊：‘必須消滅陰謀家！’，他認爲，‘真理、正義、貧窮、道德是在我們這一邊的。有了這些武器，雅各賓派不久就可以這樣說：我們一到，他們就不存在了。’他就是利用這種語言的暴力，不斷地煽動民衆的狂熱，並且實際毀滅了法國的人權宣言，國民會議建立的憲政體制，把國家拖入徹底的暴政。結果，不堪忍受的共和派少女夏洛特·科黛刺殺了馬拉，並且在法**慷慨陳詞，‘我是爲了拯救十萬人而殺了一個人，我是爲了拯救無辜者而殺了大惡人，爲了使我的國家安寧而殺了一頭野獸’，而馬拉的支持者則把她污衊爲保皇派，把馬拉的心臟掛在雅各賓俱樂部，成爲聖物‘美德的象徵’，雅各賓派利用馬拉遇刺激發的報復心理，進一步加強了暴政統治，羅伯斯庇爾走上了最高的獨裁位置。他的道德邏輯很簡單，把社會的全體成員劃分爲人民與反人民的兩極，然後再把人民一分爲二，即所謂邪惡的公民和有正義信仰的公民，然後對於所謂有正義信仰的人，他又根據不同的政見繼續劃分，每一次劃分，就打倒甚至消滅其中一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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